一
我老姨从锦河回到哈尔滨那年五十六岁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这是个可以安度晚年的年龄了。那时候老姨已从县城高级中学退休,老姨夫已去世。我听母亲不止一次地在电话里跟老姨说:“淑芝,离开那个小县城吧,来省城,你的心情就会开朗起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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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多年前,我老姨从省城哈尔滨乘坐北京号客轮,沿松花江顺流而下,经过整整一夜的航行,轮船停靠在江北岸的一座小城。当时,正值朝阳初升,霞光满天,江水被映成红色的锦缎。我老姨首先看到了江岸上成行的垂柳,同时也记住了这座小城的名字:锦河。那年,她二十二岁。三十多年的时光一晃而过。她在这里工作、生活、结婚、生子,她也渐渐地成为一个地道的锦河人。其间,她也曾多次到过哈尔滨,大多是开会、培训、办事,也有探亲的时候。我的姥爷姥姥都在哈尔滨,他们去世后,还有母亲和大舅在这里。大舅忙,老姨和我母亲联系多。我母亲心疼她,见了她,总是现出怜爱的神情,说:“小妹,受苦了。”
老姨总是无奈地笑笑。当年,因为姥爷姥姥的出身问题,他们姐弟三人只有她去了边远的小县城。我母亲总因此感到愧疚。老姨说,其实这不能怨谁,他们姐弟三人中,只有她考上了大学,大学生下放到边远山区支教,在当年,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,她又能怨谁呢?
到哈尔滨后,我母亲带老姨去了百年老街中央大街。熙熙攘攘的人流、浓郁的欧陆风情、马迭尔冰棍儿、格瓦斯饮料、里道斯红肠、俄罗斯大列巴,这是哈尔滨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鲜明特点。母亲似乎忘了,老姨就出生在这座城市啊,本来她就应该是这座城市的一员!那座矗立在江边斯大林公园的防洪纪念塔,是解放后哈尔滨最著名的地标。看到防洪纪念塔,老姨跟母亲说,在松花江北岸那座叫锦河的县城里,江畔公园也建有一座抗洪纪念碑,是为纪念战胜1998年那场特大洪灾而建的。在那场抗洪抢险斗争中,她和她的学生,还有她的丈夫张洪亮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坚守过大堤,在滔滔的浊流中守护着自己的家园。那座小城里的纪念碑与哈尔滨这座纪念塔相比,显然没那么壮观、雄伟,设计上也缺乏一些艺术性。但在她的心里,还是对那座小城里的纪念碑充满感情。母亲终于明白了,老姨人在这里,可她的心还在那座遥远的小县城啊。
二
吃过晚饭,母亲对老姨说:“淑芝,一会儿我领你去参加一个舞会。”
母亲打开衣橱,让老姨选一件晚礼服。
母亲的衣橱里挂着各种各样的晚礼服,有真丝面料的、雪纺面料的、欧根纱面料的……白色、黑色、天幕蓝,让老姨一时无从选择。母亲给老姨选了一件紫红色真丝面料的,质地柔和,手感细腻,还没穿,就有种凉爽的感觉。
老姨说:“太艳了吧?”
母亲说:“穿上试试就知道了。”
老姨穿上,站在镜子前,竟然认不出自己了。上午她和母亲一起上街,母亲把她拉进一家美发店,给她做了头,头发烫成羊毛卷儿。她有些不自然。老姨说:“长这么大,我还从没烫过发。我所教的班级里一些爱美的女生烫发,我还严厉地批评过。”不过,她现在不得不承认,她的发型配上这身晚礼服,真是相辅相成,让人有焕然一新之感。
“来,再戴上这个。”是一条熠熠发光的珍珠项链。母亲说,“戴上这条项链,就完美了。”
看着这条项链,老姨想起了莫泊桑的小说《项链》,课堂上她给学生讲过。此时的自己,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有着资产阶级虚荣心的马蒂尔德?
军工大院舞厅朴素豪华,有一种内敛的气派。灯光、音响,还有那种说不清的氛围,到处都显露着不同凡响的气质。再看参加舞会的人们,中老年居多,男人一律是西装革履,有的打着领结,有的扎着领带,雪白的衬衫在灯光下闪着纯洁的光泽。女人呢,穿着各式各样的晚礼服,不管年龄大小,都显得那么年轻、漂亮。舞厅的一角是乐队的位置,电子琴、萨克斯、架子鼓,各种乐器,“长枪短炮”都已准备齐全。《蓝色的多瑙河》优美抒情的旋律拉开舞会的序幕,男人女人们步入舞池,伴着优美、柔和的舞曲翩翩起舞。
老姨虽然没有步入舞池,但她已完全沉浸其中。恍惚中,她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。她读的是中文系,是校学生会的文艺部部长。那时候学校里也兴舞会,她是舞会的组织者,也是舞会上的明星,前来邀请她跳舞的不光有帅气的男同学,还有老师、教授。那是一段青春的记忆,美好而令人留恋,可每当想起来,却有恍若隔世的感觉。现在,这个场景又重新出现了。
她向舞厅里打量着,突然间,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闯进了她的视线。老人瘦高的身材,一身深灰色的西服,打着蓝色领带,一头银发和那副金丝边眼镜让人觉得十分儒雅。老姨觉得他像电视上的那位叫陈铎的主持人。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他在明处,她在暗处,她以为他不会注意到她,可是,当一曲结束,另一支舞曲响起的时候,老人径直走到她的面前。
“女士,可以请你跳个舞吗?”
她感到惊讶,一时手足无措。母亲在一旁介绍说:“这是军工学院的著名专家董教授。”
老姨点头问了声好,说:“我跳不好啊!”
董教授说:“我也跳不好。”
老姨不好再推迟,随着董教授步入舞池。开始有些生涩,老姨好几次踩了董教授的脚。她连声说对不起。董教授只是微笑。
渐渐地,老姨找到了感觉,跟上了董教授优雅的步伐。董教授微笑着,用肢体语言鼓励她。舞乐悠扬,让老姨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。
三
在以后的舞会上,老姨俨然成了董教授的固定舞伴。董教授称老姨郑老师,老姨称董教授董先生,两人除了一起跳舞,还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。董教授时不时地和老姨开一些玩笑,逗得老姨开心地笑。
后来,不用母亲带着,老姨就自己去舞厅了。老姨走进舞厅的第一件事,就是用目光搜寻董教授。董教授在,她便开心、快乐。董教授不在,她的心便悬起来,空落落的,暗暗地盼望着董教授的身影出现。
一次,两人跳舞时,董教授突然对老姨说:“郑老师,你很美,你知道吗?”
这突然地一问,让老姨红了脸,现出少女般的羞涩。说:“董先生,你真会开玩笑。”
“你叫我董先生?”
“是啊,我觉得我应该称你先生。”
“那你再叫一声。”
“董先生。”
“能去掉那个董字吗?”
“只叫你先生?”
“是啊,你试试!”
“先生。”老姨不假思索地叫着。
董教授笑了,脸上现出怪诞调皮的表情。
老姨突然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儿,觉得自己无意中被耍弄了。老姨突然生气了,甩开董教授,一个人走出舞厅。
之后的几天,老姨再不肯到舞厅去了,她跟母亲说,她要回锦河小城。
母亲问她怎么突然要走。开始的时候老姨不出声,后来母亲问急了,她就把那天和董教授在舞厅里的事说了。母亲听后大笑,说:“董教授和你开玩笑呢,你怎么当真了?”
老姨说:“有这么开玩笑的吗?这不符合他的身份,他是不尊重我啊。”
母亲不再说话,看着老姨坐在那里生闷气,老姨的脸都气红了。母亲看着她,觉得老姨仿佛又回到了小姑娘时代。
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掩饰不住:咳嗽和爱情。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。老姨那生气的样子,分明是在说,她是多么在意董教授!
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故意对老姨说:“算了,不要再想那个董教授了,不理他就是了。明天我领你去公园,那里有跳舞的、唱戏的,热闹得很。”
“不去,哪儿也不去。”老姨说。
母亲意味深长地笑了。
第二天,董教授就来请老姨了。他要请她到中央大街的露西亚菜馆品尝俄罗斯风味西餐。老姨不肯去,她对董教授的气还未消。母亲在旁边一再劝说,老姨还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,最终还是去了。母亲望着他们的背影忍不住笑。
露西亚菜馆我去过。这是一家有着独特情调和气质的西餐厅,推开爬着藤蔓的两扇门,浓郁的俄罗斯风情扑面而来,手风琴和巴扬演奏着有些忧伤的俄罗斯民歌,俄式装扮的服务生和墙上悬挂着的俄罗斯风情摄影、油画,让人有种到了异域的感觉。
两人选择了一个临窗的包厢坐下,董教授先点了两杯巴西咖啡,又点了肉饼、菜卷、牛排、酸黄瓜和牛肉红菜汤。
老姨问:“露西亚是什么意思?”
董教授说:“露西亚是俄罗斯的日文译名。日本以前对俄罗斯就称露西亚。”
喝完杯中的咖啡,菜已上全。董教授说:“咱中国人吃饭就跟写文章一样,总要有个主题。郑老师你说,今天晚餐的主题是什么?”
老姨说:“你请客,主题应该你来定。”
董教授说:“那就先吃吧,吃完再归纳主题不迟。你不是经常教学生归纳课文的主题吗?”
“董教授又笑话我了。”
“怎么不叫我董先生了?”
“我叫先生是尊称。”
“不是爱称,是吧?”
老姨的脸又红了。
董教授望着老姨笑。他就喜欢老姨害羞脸红的样子。别说她这个年龄,现在一些小姑娘的脸上,都看不到这个样子了。他指着桌上的红菜汤,说:“看看,你的脸都和它一样了。”
老姨的脸更红了。看她那副局促不安的样子,董教授把放在旁边椅子上的公文包打开,从里面拿出一摞证书,有身份证、大学毕业证、硕士学位证、博士学位证、专家证、顾问证、退休证,等等,一大堆。董教授说:“郑老师,我是学理科的,用句时髦的话讲,是理工男,而且是直男,拐弯抹角的话我就不说了,现在就请你验明正身,我正式向你求婚!”
老姨一时不知所措。说:“董教授,你的玩笑开大了!”
董教授说:“不是开玩笑,我是认真的。如果你觉得不妥,那就继续做朋友,我们仍然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”
老姨沉默了,但她的内心却翻江倒海。
四
三十年前的秋天,松花江北岸的锦河县城,一个俭朴的婚礼在县高级中学简陋的礼堂举行。新娘就是我老姨郑淑芝,新郎是校工张洪亮。那时候,没有人觉得这两个人有什么不般配。一个是从省城下放来的教师,一个是学校的木工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,何况这个张洪亮根正苗红,朴实热情,具有工人阶级身上的一切优点。
作为校工,张洪亮负责学校所有与木工有关的活计,修理门窗、桌椅,树旗杆,挂黑板,一天忙到晚。业余时间,张洪亮还会做简单的家具,板凳、饭桌、书柜,等等。那时候,老姨在学校住单身宿舍,床是铁管焊接组装而成的,人躺在上面,只要一动,就嘎吱作响。木质的窗户扇已多年失修,扭曲变形,门框老旧,门总也关不严。
领导派木工张洪亮来修门。
那是老姨第一次见到张洪亮。老姨称他张师傅,他称老姨郑老师。张洪亮用了一上午的时间,刨平了门框,换了门板和合页,使这扇门严丝合缝,开合自如。老姨中午上完课回来,张洪亮已经悄悄走了。看着这焕然一新的门,老姨的心中涌上一丝感激和温暖。
接下来的几天里,张洪亮又为老姨的宿舍换了窗框,修补了窗扇。再后来,张洪亮又把一张崭新的木床搬到老姨的宿舍,把那张嘎吱作响的铁床扔到仓库里。老姨对张洪亮的好感与日俱增。再见到张洪亮,就会特意站下来,和他多说几句话。一来二去的,两人就熟了起来。张洪亮看到郑老师宿舍里没有书桌,批作业、备课很不方便,就在工余时间给她打了个书桌,还配了一个书架,让郑老师堆在床头的书有了归宿。
后来,经人撮合,张洪亮成为了我老姨夫。
婚后的生活平常而琐碎,一双儿女就像大地上的瓜果,随着时令的推移先后应季而至。张洪亮是个老实厚道勤快的人,他们的日子不算富裕,却也过得井井有条。他对老姨好,对孩子好,而这种好大多表现在行动上。他们没有多少话可说,甚至连吵架的机会都很少。老姨没有觉得这样的日子有什么不好。在这个小县城里,东家西家、张家李家,不都是这样过的吗?
现在,哈军工小礼堂里,老姨又一次做了新娘。
那年老姨五十七岁,董教授六十九岁。
老姨并没有穿婚纱,而是穿了一件雪织面料的深红色修身长袖绣花礼服,配上她那白净的肤色,显得温婉典雅。董教授还是一如既往地穿一身笔挺的西服,鹤发童颜,面带微笑。在瓦格纳欢快的《婚礼进行曲》中,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。
“来,我们喝一杯酒吧。”董教授说。
客人散去,留给董教授和老姨专享二人世界。红烛闪烁,两只高脚杯立在餐桌上。董教授打开酒柜,问:“淑芝,你看喝什么酒好?”
“还是喝杯红酒吧。”
“好,喜庆的日子喝红酒。”
董教授在各自的杯中斟上三分之一的红酒,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他走过去,打开音响。
随即,新房里响起了门德尔松的《婚礼进行曲》。与瓦格纳的《婚礼进行曲》不同,前者欢快激情,后者庄严肃穆。
两人不约而同地把手臂伸出去,挽住对方,一饮而尽。
五
董教授第一次出现昏厥,是老姨陪他在江边看一支老年合唱团的自发演出。夏季的傍晚,是松花江边最热闹、最迷人的时光。大爷大妈们的广场舞,年轻人的现代舞,流浪歌手的即兴演唱,让夏日的夜晚五彩缤纷。偶尔有瘦瘦的、白发的琴师,操着京胡,十分投入地拉着西皮流水,琴声中透着苍凉,伴着夕阳与江水,汩汩流去,再不归还。有那么一两个票友,受琴声的感染,忍不住唱上几嗓子,《苏三起解》《凤还巢》,一样的苍凉与沧桑。围观人数最多的,是老年合唱团,他们有庞大的乐队,有精明强干的指挥,成为江畔颇具人气的风景。
那天,老姨挽着董教授的胳膊,饶有兴趣地观看老年合唱团演唱《天边的骆驼》,他们被那激昂中略带忧伤的旋律感染了。
“天边走来一队队跋涉的骆驼,走啊走啊走在那茫茫的沙漠,风里雨里高昂着它的头,大雪飞沙锻炼了它的性格。高高的骆峰从来不寂寞,茫茫的瀚海里印着它脚窝……”
老姨正用脚轻轻地打着节拍,突然感到丈夫的头压在她的肩上。
“先生?”她轻轻地叫他。他没有回应。老姨慌了,轻轻地缓过手,抱住他。他的身子太重,支撑不住,两人一起摔在地上。周围的人围上来,有人说快打120,有人说快打110。这时董教授醒了过来,问:“怎么了?”
老姨说:“你怎么了,吓死我了!”
董教授咧嘴笑了笑,说:“我感觉就是打了个盹儿。”
没人打120,也没人打110,他们打了辆出租车,回家了。他们都以为是太累了。老两口已结婚十年,那年董教授七十九岁,虽然看起来还是精神矍铄,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啊。
一个月后的一天,董教授坐在书房里,正饶有兴致地欣赏老姨弹奏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。钢琴是董教授作为新婚礼物送给老姨的。老姨读大学当学生会文艺部部长时,钢琴已达到八级。那时候,她就幻想自己能有一台钢琴。可是,下放到锦河后,差不多再没见到过钢琴。全锦河县,包括县文工团,也没有一台钢琴。学校里有一台脚踏风琴,是音乐老师专属的教学工具,别人连摸都没机会摸一下。她在锦河工作三十多年,没有人知道她会弹钢琴。
悠扬的钢琴声像山涧泉水,哗哗地流着,不时调皮地激起一朵朵浪花,好似和董教授打招呼,说着悄悄话。可就在这时,董教授又出现了昏厥现象。
这下老姨害怕了。她赶紧打电话给教授的儿子董青。董青很快就带着夫人娆娆来了,简单问了一些情况,就扶着父亲上了车。老姨问:“是去医院吗?”
董青说:“耽误不得了,必须去医院。”
老姨也要跟着去,却被娆娆拦住了。娆娆说:“你年纪大了,留下照顾家吧,老爷子的事你就不用管了。”
车已走远,很快不见了踪影。老姨还愣愣地望着。好半天她才回过神来,想着娆娆的话,想着董青的话。董青的那句“耽误不得了”,让她的心里隐隐地刺痛,她开始自责,老伴第一次出现昏厥的时候,为什么没送他去医院呢?
六
董教授去医院的第三天,娆娆来了。老姨急着问:“你爸他怎么样?”
这两天,老姨真正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。她无数次地给老伴打电话,可他的手机始终都是关机状态。屋子空空荡荡的,少了一个人,就像少了一个世界。
“老爷子的病很重,但一时不会有什么问题。”娆娆平淡地说。
“什么病啊?”
“就是一般老年病。”
娆娆在屋子里踱着步,细细地打量屋子里的东西。
老姨给她倒了杯茶,娆娆没有理会,坐下来,说:“有件事要和你商量。”
老姨也坐下来。娆娆叹口气,说:“老爷子的病很重,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,但毕竟年岁大了。”
老姨问:“治病需要很多钱吧?”说着,她走到书柜前,在一个抽屉里拿出两张银行卡,说,“我们还有一些积蓄,拿去吧。”
娆娆看了一眼银行卡,说:“咱们这个家庭,钱倒不是最重要的。”
这一点老姨是清楚的。董教授唯一的儿子董青原在政府机关工作,后来下海经商,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。董青生得文质彬彬,对老姨也是非常客气。只是这个娆娆,总是让老姨感到不舒服。听说她是小三上位,究竟是不是,老姨也没去打听,毕竟这是人家的私事。
“还需要什么,你说!”老姨很着急。
娆娆说:“把房证给我吧。”
老姨愣了一下,想,看病还需要房证吗?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房证拿了出来。
娆娆走了,拿着房证和银行卡。
一连几天,仍然没有先生的消息,老姨的心里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其实从那天娆娆把房证拿走,她就有了这样的预感。空荡荡的屋子实在是待不下去了,她下楼,毫无目的地在院子里转悠。
在院子里,老姨遇到了军工学院的高教授,从高教授那里,她知道了先生的病情:肝癌,晚期。
像有什么东西把她钉在了地上。她感到天在转,树在转,楼在转,脚下的大地也在转。她先是蹲在地上,然后又坐在地上,积蓄了多日的眼泪终于忍不住,决堤的水一样淌了出来,肆意着,泛滥着。
正值暑期,院子里很静,只有鸟儿在树叶间不知疲倦地跳跃,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叫声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她从地上站起来,腿脚已有些麻木。就这样一瘸一拐地上了楼,一个人躺在床上。天已近黄昏,暗红色的夕阳映在窗上,更让人感到孤独和凄凉。
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。这期间她多次给董青打电话,要求去医院看先生一眼。董青一开始还安慰她,劝她不要着急,放心地在家等着。她知道他们是在骗她,但再打电话的时候,董青不接了。
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,突然想起先生的孙子冬冬,她也是把他当成亲孙子的。以往,每个周末,冬冬坐着董青的车来弹钢琴,她都要细心地给他指导。冬冬给她留了电话,她记在了一个本子上。她赶紧去找本子,找到号码,便急切地把电话拨了过去。
冬冬接电话了。
“知道爷爷病了吗?”她问。
“知道。”冬冬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“知道爷爷住在哪个医院吗?”
冬冬告诉她:“爷爷住在省肿瘤医院。”
老姨一刻也不想等了,撂下电话,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,直奔医院而去。
七
医院的人很多。平时也看不到几个病人啊,可一到医院,就知道了看病的人那么多,甚至比超市里的人还多。这里有排着大长队的人、坐着轮椅的人、被人搀扶的人,偶尔还有被担架抬着的人,所有的人,脸都绷得紧紧的。再看那些脸色蜡黄的人,就知道他们已在这里熬过许多时日了。
老姨尽管有文化,不停地看着医院里的各种指示牌,仍然晕头转向。打听了好几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,她才辗转到肝胆科的住院处。住院处里也是人满为患,走廊里都挤满了病床。她探头探脑地看了几个病房,都没发现董教授。不得已,她还要向人打听。当人们听说她要找的人是个教授时,告诉她肯定在五楼高间。她又去了五楼,挨门往病房里看。可能是老天爷可怜她太累了,在第三个病房里,她看到了董先生。
董先生穿一身蓝色竖条的病号服,仰躺在病床上。床头输液用的支架上挂着一堆玻璃瓶和塑料袋,一根白色的输液管正在向他的身体里输送着药液。先生的眼睛微闭着,头发又长又乱,胡子从下巴上、嘴唇边钻出很长,稀疏地直立着。他的脸色蜡黄,面容枯萎,整个人憔悴不堪。“形销骨立”,老姨想到了这个词。她的眼泪再也止不住,簌簌地淌了下来。好半天,她控制住自己,悄悄地把眼泪擦干,移步来到先生的床前。
病房里只有一个女护工坐在床边,看见老姨进来,问明了身份,便走出病房。
老姨伏在床头,握着先生的手,轻声说:“先生,我是淑芝,来看你来了。”
先生慢慢地睁开眼,看了好半天,突然抓紧老姨的手,浑身颤抖着,想要坐起来。老姨赶紧按住他,说:“先生,别动,我们就这样说说话,好吗?”
先生的嘴唇动了动,泪水从眼角流下来。他看了老姨好半天,用微弱的声音说:“这一关恐怕我过不去了……”
老姨捂住他的嘴,不让他说下去。老姨说:“人吃五谷杂粮,谁都难免有病有灾的,挺过去就好了。你能忍心抛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吗?”
董先生望着老姨,说:“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活到我这个年纪,也没有什么遗憾了,只是舍不得你,和你在一起的日子还没有过够。”
老姨再也忍不住,伏在他的身上,抽泣起来。
董先生慢慢地推开她,说:“你也不要太难过。这些日子,我趁着清醒的时候,为你录了一份遗嘱。”
说着,董先生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中学生学外语用的录放机,交给老姨。
老姨说:“我只要你这个人,其他的,我都不要。”
董先生把录放机塞到她手里,示意她放起来。先生说:“我走后,他们如果难为你,你就拿这个,去找法院。”
“没人会难为我的。”老姨尽量把话说得轻松些。
老姨找来木梳,坐在床头为先生梳头,然后又把他的手指甲、脚趾甲剪得干干净净。
这时候,董青和那个娆娆进来了,见了老姨,都吃了一惊。他们并没有问老姨是怎么来的,都埋怨她这么大年纪了不该一个人来医院。
老姨也没说什么。他们在病房里坐了一会儿,董青就打电话给司机,送老姨回去休息。
老姨站起来,万分依恋地看了先生一眼。她预感到,这可能是她最后一眼看到先生了。
八
一周之后,董先生去世了。老姨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,没有人告诉她。董青和娆娆的解释是,怕她岁数大,承受不了。
她什么也没说,默默地把她和先生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屋子越干净,越显得空荡。从董先生住进医院,不到三个月的时间,她却觉得走过了漫长的岁月。在这三个月里,她想了很多,想到了过去,想到了现在,想到了省城哈尔滨,也想到了遥远的小县城锦河。她似乎把什么都想明白了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,她曾把董先生录给她的遗嘱听完了。在那份遗嘱里,董先生嘱咐他们共同居住的这栋楼房和楼房里的一切,还有他们共同的存款都归她所有。
“先生至死都是想着我的。”老姨一个人无声地哭了一场。
一周之后,娆娆来了,这是预料之中的事。娆娆进屋后也没有过多的周旋,她说:“阿姨,我受董青和全家的委托来和你谈一谈,虽然不好开口,但必须和你说。”
老姨不出声,听这个年轻女人继续说下去。
“董青和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你对我家老爷子十多年的照料和陪伴,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现在老爷子走了,你继续在这里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们商量了一下,准备给你一笔钱,你从此开始你的新生活,和我们董家,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
老姨面无表情,觉得有一股寒气从脚后跟升起来。即使是董先生在的时候,老姨也没给他们董家添任何麻烦。儿子、女儿都在县城里,免不了遇到一些难事,他们也流露出想找董先生或董青帮忙的想法,但这个想法都被老姨打断了。她知道她在先生心里的位置,只要她开口,先生肯定会不惜一切为她去做的。但越是这样,她越难以开口。她很看重女人的自尊。现在,先生走了,唯一的纽带不存在了,和你董家还有什么关系呢?
看着娆娆放到桌子上的银行卡,老姨笑了一下,说:“钱就那么重要吗?”
九
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,老姨离开省城哈尔滨,回到小县城锦河。临行前,母亲想送她,被她制止了。我知道,母亲怕老姨伤心、难过,可老姨的脸上却十分平静,平静得像一泓秋水。
在搬离董家阁楼的前一天晚上,老姨伏在桌前,给先生写了一封信。
亲爱的先生,我的爱人:
此时此刻,我不想说永别,只想说再见。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,也曾多次说过再见,那时的再见,是对重逢的期盼。可是现在,我说的再见,则意味着再也不见!一想到这里,我便心如刀绞!钱没了,可以再挣,车远了,还会有下一趟,可是你走了,却再也回不来了!
亲爱的先生,今生能和你遇见,是我最大的幸运和幸福。世界这么大,唯你对我这么好;人心这么小,唯你心里装着我。和你一起度过的四千八百二十八天,是天上掉下来的日子,是地上捡来的日子,和这种幸福相比,什么都不重要了。先生给我录下的那份遗嘱,我只作为你今生给我的最好纪念,我没有拿出来去和他们打官司,尽管孩子们、亲属们都为我抱不平,但他们不了解我,我没有那样的时间和心境。没有了你,那些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?
亲爱的先生,你放心,余生有你在我心里,我会好好地活,快乐地活,唯有如此,才对得起你对我的好。我决定用我平时积攒的一些积蓄,在锦河小城买一套房子,我的退休金也足够余生的开销。先生,你放心走好,在没有你的日子里,我会做好我应做的一切,相信先生也会为我的快乐而快乐……你陪我一程,我念你一生!
在那个月光朦胧的夜晚,老姨找到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,把写给先生的信烧了。她相信,先生一定会收到这封信的。
去年夏天因公出去锦城,顺便去看老姨。老姨不在家,邻居说她在县老年大学忙着呢。我随后来到县老年大学。走进老年大学的礼堂,舞台上正在排练大合唱。站在前面担任指挥的正是老姨。这哪像年逾古稀的老人啊!她穿着一身黑色旗袍,黑色的头发扎在脑后,手中挥舞着指挥棒,干练而洒脱。老人们正在唱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》。这本是一首独唱歌曲,却被老姨改编成了一首大合唱,而且是多部轮唱,高潮处如海浪汹涌,婉约时似余音绕梁。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人群里敞着一扇门。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,初见你蓝色清晨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多幸运,我有个我们。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,常让我望远方出神……”
歌声停止了,人们还沉浸在一种意犹未尽的气氛中。我眼中的泪水,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。
【作者简介:廉世广,70后,现居哈尔滨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见于《天涯》《北方文学》《鸭绿江》《飞天》《四川文学》等,被《小说选刊》选载。出版小说集《天要下雨》《风景》《桦树溪画廊》等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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